“疫情”后，全球经济在缓慢恢复。以美国为例，由于消费复苏，其零售销售的增加也撬动了工业产值的增长。2023年二季度GDP增长2.4%高于一季度的2%；但是，为应对疫情增发货币导致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；政府信用流失，评级下降；甚至出现几家小银行的倒闭。而从欧盟来看，过去一年，由于俄乌战争、能源危机等多重挑战，经济衰退风险盘桓在欧洲上空。逼迫能源结构转换，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调整，欧洲似乎已度过能源危机的“至暗时刻”。

2023年10月19日，在第十一届汽车与环境创新论坛暨第十五届全球汽车产业峰会上，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、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表示，全球经济的缓慢恢复，为汽车产业的出海提供了市场发展土壤。从中国经济发展来看，呈现出全面复苏增长的态势。经初步核算，中国经济前三季度GDP总值913027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5.2%。当前，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结构调整、技术升级、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，各种复杂的利益交织的阻力和发展前行压力形成相持的复杂态势。值得关注的是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仍然有巨大的空间，近三年来汽车的出口成绩已经能说明其重要价值。

张晖明 | 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、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

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：

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

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，马斯克做的事情都是不赚钱的，但是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所发行的股票依然有一定价位。可见在美国金融市场上，人们对未来预期收益的思考比眼前更多，因此能够支撑一些新兴产业。这是值得与中国市场对比、对于资本市场功能和资本市场投资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诚然，我们也看到，他到中国投资造车还是能够赚钱的。

此前欧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俄罗斯产生了能源依赖，俄乌战争爆发后引发了人们对欧盟能源的担忧，但很快欧洲就将能源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，化解能源危机。即使在此之前的较长时期，欧洲经济一直处于温腾水状态，在0和1之间上下波动。今年一季度增长了1.3%，预计今明年都在1.3%到1.7%之间。因为能源危机得以化解，所以消费者信心有所增加。尽管能源价格有所上涨，但其出口走势较好。从欧盟发展情况看，它重回顺差。正是以上原因，我们的电动车出口才有较好的外部市场。

再来看日本。日本内阁府10月17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日本经济在上一个财年（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）中始终处于温腾水的一二的增长通道里。

在当前大环境下，中国近日公布了前三季度的经济情况。与去年相比，今年经济增长5.5%，但与2019年相比速度不高，我们正进一步发力、希望能尽快回到六、七的区间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从支撑整个经济当中具体的结构性内容来看，比如工业增长速度处于走平状态，而最近PMI已经回到50.2%的水平。

此外，在大中小企业PMI数据统计中，小企业仍然处于50%以下。过去很多人认为民营企业信贷能力不足，其实民营大企业的授信规模和信贷能力是较强的。大企业的资本规模、调度能力强，回旋余地大，其经济水平为50.8%。

从下图曲线走势可以看出，中国经济正处于调整、纠结、有一定阻力和相持的状态里。贸易结构调整中出现了问题，主要在区域和国家之间。近段时间，信贷规模投放量大，存款增长节奏也大，社会投放的货币有一定空转。

图源：演讲嘉宾素材

当前中美关系竞争升级，美国在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上全方位采取对中国的封堵，尤其是借助高科技，以上游的“长臂管理”方式，针对中国的芯片控制最为严格。针对这样的变化，我们正在加快做相应调整，联系我们应用市场大的特点，加强对于使用场合所释放信息对于创新的刺激作用，优化研发投入和组织方式，实现技术进步和突破，加快创新节奏。

增强中国经济韧性，行稳致远

前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动作，用了不少一些面上可直接使用的许多韧性。如2008年扩大内需、扩大投资，支撑从2008年开始向后的经济快速发展。当前这种粗放式手段无法再使用，需要开发新的经济韧性。

因此我们要以深化改革开放增益经济韧性。核心问题是要有改革思维，因为所谓改革也就是创新、就是变革旧的体制机制规则，“创新”的本质就是“违”现行之规，这是哲学意义上对创新的理解。因此，我们在认识上要有所突破，在深层次观念上首先要改革要开放。

具体说，那么政府该如何行动？我认为“双为”概念、“市场中性”概念就很好。“双为”是指在法律架构下，对企业和社会公众而言，法无禁止皆可为，对政府而言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。

图源：演讲嘉宾素材

联系到在改革不断推进过程中，最初自贸试验区引入了“负面清单”，促成政府配套出台了一批“负面清单”、“责任清单”和“权力清单”。然而，对政府如何行使具体职能而言，最终要落实到部门、岗位和具体执行官员。也就是政府职能是由各具体分工职能部门去履行的、到了政府部门部委内部又分解到各司局，司局再细分到各处，处再落实到具体岗位上的人。这种政府职能具体如何体现，是我们今天的政治学、宏观经济管理要特别深入研究的问题。在形式上说，政府职能部门化，职能部门岗位化，岗位职能当事人化。做种表现出来的是，政府官员的处事风格和方式，如何办事，处理问题的“手势”。我们在座的企业，都有一种体验，就是：如果跟政府打交道，实际上始于政府相关岗位的管员打交道，这是优势被认为是一门“学问”。

在这个过程中要真正体现市场中性，就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，民营经济首先按照效率思考问题。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一对矛盾就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问题。纵观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，必须是在效率基础上走向公平，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去处理好“效率”与“公平”的关系。

进一步说，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政府的产业政策设计和投放方式也需要改革。特别是政府分工部门之间的协同。比如当前对于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，可能市政府的科技委员会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都相关，还有，高新技术企业落地需要有物理空间，需要拿地，土地的规划是国土资源规划局分管的。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有科研项目资金投放管理，是科技部的事情或者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事情，国家发改委根据重大技术应用也设置有工程技术中心立项。因此，其中就有政府之间围绕产业发展过程、产业政策设计存在的“多头”管理，往往会出现“合成谬误”，就是各部门的东西笼不到一起，或者说存在“政出多门”。

我们应当如何应用好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？管理学中一个经典概念指出，问题总是出在现场，而不是在领导人的脑子里。因此如何更多地强调“需求导向”、“问题导向”。真正做好服务企业发展，围绕企业管理开展政府工作，尤其是如何打造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。

汽车产业为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

汽车产业对于当前的高质量发展应当有所担当。因为汽车有一种特殊能力，这个产品在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，具有很强大的集成性带动工业技术、材料技术、制造技术和工艺、工业设计，乃至电子信息技术等快速发展的能力，因此是一个具有多技术载体齐头并进能力的产品。而在当前数字化、信息化背景下，数字技术使得汽车成为数字平台的载体。

近三年汽车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十分明显，远超当年与我们并驾齐驱的日本、德国、韩国等国家。目前我们位列前茅，并且增长速度十分快。中国车中的新能源车企在海外销售量逐步增加。新能源乘用车自主品牌在迅速崛起，新能源车的市场拥有大有超越油车的势头。